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三号）
《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业经市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１９９８年４月６日
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负责城市房屋拆迁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条 城市重点工程建设、综合开发、旧城区改造、安居工程等建设项目由市政府组织统一拆迁，并指定被委托拆迁人。
第四条 自行拆迁或被委托拆迁的单位均须经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资审合格，领取《房屋拆迁资格证书》。房屋拆迁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岗位培训，取得上岗证书，方可从事拆迁工作。
第五条 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与被委托拆迁人签订委托拆迁协议。被委托拆迁人负责动员被拆迁人搬迁，组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
被委托拆迁人按拆除住宅建筑面积和安置新增建筑面积每平方米２０元标准；非住宅按拆除建筑面积每平方米１２元标准，收取委托拆迁服务费。
第六条 拆迁人申请办理拆迁许可证，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建设项目计划指标；
（二）有土地使用审批手续；
（三）有拆迁范围定线图；
（四）有产权产籍变更手续和房屋拆除批复手续；
（五）安置用房按每户５万元标准，开据保障资金认定书，并将该款转入被委托拆迁人的专用帐户。
第七条 被拆迁房屋（包括铁路产、军产等单位自管房屋）必须经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批准，由具备拆除资格的专业单位拆除。
第八条 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应将拆迁审批资料及回迁安置审批资料建卷归档，长期保存。
被委托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的有关资料必须建档，从回迁安置起保管五年不得销毁。
第九条 被拆迁人持房屋租赁证明或房屋所有权证、户口簿，无房产产籍房屋的被拆迁人持户口簿与拆迁人在搬迁期限内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房屋拆迁协议》是回迁安置的凭证，发生争议的应先搬迁后签订协议。
第十条 拆迁人给予被拆迁住户一次性搬家补助费３００元；自行安排过渡用房的，按核定的常住户口人数每人每月５０元，发给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十一条 下列人员不发给临时安置补助费：
（一）人在拆迁地居住，户口不在的；
（二）户口在，人不在拆迁地居住的；
（三）由于入学、入托等原因，户口在拆迁地亲属处的，而父母户口不在拆迁地的。
第十二条 作价补偿的房屋，按房屋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给予补偿。国家依法代管的房屋按重置价格予以补偿。
房屋的重置价格以有关专业部门定期公布的价格为准。房屋成新评定按本市《房屋结构分类及各类房屋成新评定标准》执行。
第十三条 在拆迁期限内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的非住宅使用人给予如下补偿：
（一）无法恢复使用设备的补偿费用＝设备重置价×设备折旧率×剩余使用年限；
（二）易地迁建所需原面积土地发生的使用费及调换原面积土地所发生的费用差；
（三）按规定价格计算的货物运输和设备拆装费用；
（四）因拆迁而停产停业的企业：工资补偿，以劳动部门核准的人数和上年度本企业月平均工资额按人发放至回迁当月；利润补偿，以税务部门核收的所得税计算企业前两年利润总额，补偿１０－２０％；
（五）恢复原生产规模配套设施（供水、排水、供电、供热、供气、通讯）所需费用；
（六）房屋经营企业，因经营房屋拆迁失去工资来源的，按本条第（四）项规定给予工资补偿。
第十四条 取得营业执照，利用住宅从事经营的，由拆迁人按从业人数每人一次性发给补助费６００元。
第十五条 安置被拆迁住户的房屋分以下四类标准房屋套型：
一类是居住面积不低于１６平方米（两个居室与起居室面积兼顾），使用面积不低于３３平方米，建筑面积不低于４５平方米；
二类是居住面积不低于２３平方米（两个居室），使用面积不低于４０平方米，建筑面积不低于６０平方米；
三类是居住面积不低于３０平方米（三个居室），使用面积不低于５０平方米，建筑面积不低于７０平方米；
四类是居住面积不低于３８平方米（三个居室），使用面积不低于６０平方米，建筑面积不低于９０平方米。
第十六条 被拆迁人的住房按原居住面积安置。原居住面积低于１６平方米按一类安置；原居住面积低于２３平方米，按二类安置；原居住面积低于３０平方米，按三类安置；原居住面积低于３８平方米，按四类安置；原居住面积超出３８平方米，可协商处理。
第十七条 被拆迁房屋居住面积的计算：
（一）公有房屋以房屋租赁证记载的居住面积为准，筒子房以使用面积减百分之二十为居住面积；
（二）私有楼房以实际测丈为准；
（三）私有平房２４墙的以建筑面积减３３％为居住面积，３７墙的以建筑面积减４２％为居住面积。
第十八条 增加面积款按增加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５２０元收取，由被拆迁人和其所在单位各承担５０％。
单位承担或个人替单位垫付以及无单位而由个人承担的５０％增加面积款部分，由拆迁人收取；
应由个人承担的５０％增加面积款部分，由被委托拆迁人收取。
增加面积部分的全部产权归被拆迁人。回迁时按房改政策购买还原面积部分的，按当年房改政策计算购房款，再给予１０％的优惠。
第十九条 被拆迁住户安置住房建筑面积以竣工图纸为准；
户基本建筑面积每套房承重横墙轴线与外纵墙外墙面相交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栋公用（共用）建筑面积，六层以下的包括内外走廊和楼梯间面积；七层以上包括内走廊、电梯井、楼梯间、设备间、设备层面积。
栋公用（共用）建筑面积
六层以下安置住房建筑面积＝户基本建筑面积×（１＋－－－－－－－－－－－）
户基本建筑面积之和
七层以上 栋公用（共用）建筑面积
安置住房＝户基本建筑面积×（１＋－－－－－－－－－－－）－３或８平方米
建筑面积 户基本建筑面积之和
第二十条 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的计算：
（一）公有房屋建筑面积＝该户房屋使用面积×〔该栋房屋建筑面积÷各户房屋使用面积之和〕。
（二）私有房屋以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
增加的建筑面积＝安置住房建筑面积－被拆迁房建筑面积。
第二十一条 被拆迁住户实行易地安置，按市规定的土地级别，由拆迁人给每户发放一次性易地安置补助费。相差一级的，按安置房屋的套型发给补助费：一类４０００元；二类５０００元；三类６０００元；四类７０００元。相差两级以上的，加发一倍安置补助费。
第二十二条 居住无房产产籍房屋持有拆迁地独立户口的居民，按一类套型安置，安置的建筑面积按增加面积款标准收费，产权归个人。
持有区政府或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签发的《滕让挤占房主自住房通知书》的私房落实政策户，拆迁人要安置私房落实政策户和现住户。私房落实政策户由拆迁人按原居住面积安置；现住户的住房按一类套型安置，并按增加面积款标准收费，产权归个人。
第二十三条 实行货币安置办法的，以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准，按原地普通商品房平均价格的６０％计算，以现金支付。
第二十四条 改变住宅房屋使用用途从事经营的，按住宅房屋安置。
第二十五条 私有住宅出租，租赁协议确定拆迁安置人的，按协议安置。
第二十六条 安置被拆迁户的住宅必须每套独门独户；设电话线、三防门；设阳台；居室、厨房应直接采光；厨房设排烟道；卫生间设通风孔。不得建造居室全北朝向住宅；不得建造穿堂套间。
第二十七条 各种使用空间净面积：最小居室不少于６平方米；起居室不少于１０平方米；厨房不少于４平方米；卫生间不少于３平方米；阳台水平投影面积不少于３平方米。
第二十八条 具备安装煤气设施的地区，被拆迁户应缴纳煤气集资费，煤气集资费由被委托拆迁人代收，专户存储，用于煤气配套工程。煤气集资费由承租代表人所在单位承担，没有单位的由个人承担。
第二十九条 拆迁人应承担被拆迁人的电话、有线电视一次性恢复费用。
第三十条 安置被拆迁人住房的楼层、朝向应与拆迁人自留房屋的楼层、朝向合理搭配。
第三十一条 新建房屋安置住宅施工前拆迁人应对安置用房图纸进行测算，并将房屋设计图纸报送市城市房屋拆迁办公室管理审批。回迁时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按《安置房源图纸审批表》核对房源。由于套型不对应，拆迁人需要在施工期间改变设计图纸的，必须经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批准。
第三十二条 拆迁人与被委托拆迁人持质检、住宅小区初步验收合格手续到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办理回迁审批手续。
第三十三条 被拆迁住户住房的分配实行公开自选房号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沈阳市房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至本实施细则施行之日期间，未对房屋拆迁有关事宜做出处理的，按本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沈阳市建设动迁安置实施细则》（沈政发〔１９８８〕２４号）即行废止。
中国近代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背景
——以违警罚法为视角
摘要: 中国近代有关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扩张化的趋势，违警罚法的立法演变即为典型代表。“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为统治者通过警察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极佳道具，“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则为警察职权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生活运动就是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三者交织成为共同推动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时代助力。
关键词: 违警罚法/社会本位/国家主义/新生活运动
清末，内外交困的中国踏上西法东渐的法律转型之旅。与之相伴，西式警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绿营、捕快和保甲等，构建起近代中国新型的治安管理模式。在西方法治文明的影响下，警察法规的制定与警政的建设发展始终相随。数量庞杂的警察法规中，有许多是为警察确定职责与权限的。笔者查阅后发现关于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出扩张化的趋势，即警察职权所涉趋于宽泛化和细致化。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趋势？立法的时代背景怎样？为便于研究，本文将选择违警罚法作为讨论样本。违警罚法在近代警察法规中较为引人注目，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通行全国的治安法规，其内容近似今天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它的立法脉络清晰且有较强的延续性，1906年民政部颁布的《违警罪章程》是其嚆矢，随后的四次修订——1908年《大清违警律》，1915年的《违警罚法》，1928年的《违警罚法》及1943年的《违警罚法》，依次演进，以治安法规的独特角度展示着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变迁。违警罚法一般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规定治安处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分则规定具体处罚的领域及行为。比对几部违警罚法，分则的内容随着每次修订在不断地扩充。这正是中国近代警察违警处罚职权立法扩张趋势的典型体现。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探析中国近代治安处罚职权实现立法扩张的时代背景。
一、“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
中国古代有警察之实，而无警察之名。直至清末才在内忧外患之下被动地建立源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近代西方警察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过全面控制的“警察国”时代和自由放任的“夜警国家”两个时代。①20世纪以后，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夜警国家逐渐陷入财富垄断，经济畸形，贫富悬殊，强凌弱欺的社会混乱之中。时有谚语云：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由。于是顺应时势所趋与社会所求，国家开始于某种程度内对人民生活重新实施干涉，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限制，以求社会获得共存共荣之幸福。此时国家的任务是不但要消极地保护个人生命财产与自由安全，而且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增进国家、社会与民众的福利。国家往往通过立法特别允许警察在某些场合以权力命令强制民众，以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在经济、文化、卫生、交通、建筑、救济等领域，警察均有参与。警察行政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
回观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近代警政建设。移植和模仿国外的路径依赖导致我国近代警察自建立起，就理所当然被视为内务行政建设的组成部分。这种警察行政的定位反映了一种应和世界潮流的制度设计。由于警察最根本的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稳定及社会公共秩序，因而警察职权的大小与国家的政治状况及行政权力密切相关。近代我国的国情是：浓厚的行政强权传统，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缺乏稳定的战争常态以及移植外法的被动选择。这些所构成的合力促使统治者在构建新式警察制度时，张扬社会本位的旗帜，模糊国家与社会之界限，以积极干涉社会公共生活促进国民福利为由，行国家行政权力伸张之实。于是，中国近代警察的职权便应和着西方兴起的“社会本位”及行政扩权潮流，也呈现出逐步扩张的趋势。具体到违警罚法，便表现为分则中所涉及的内容逐渐细密，由此实现国家对社会更广泛、更细致的控制。
诚如某学者所言，“二十世纪社会日趋复杂，经济之设施，错综万端，因之发生之危害，亦层见叠出。倘一本往日之放任主义，不加以相当之限制，则社会将陷于危险之地位，而人民即无安居乐业之可言。故国家特设机关，使于法令范围内，行使国家统治权，限制人民违法之行动，此种预防公共危害及维持社会安宁之国权作用，谓之警察权。警察之作用，即在增进人民之福利，辅助各种政务之推进，当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尤其是在今日一般民众程度低下之中国，警察负有社会先导之责。”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党治”、“军治”的浓厚色彩下，警察职权的扩张在警政理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警学专家及警政高官的李士珍指出：就职能上观察，警察绝不限于维持社会公共安宁秩序之消极作用，而尤有推行政令、指导民众、保护民众之积极作用也。蒋介石也非常重视警察的政治职能，明确指出：“政治纲要，管教养卫四项中，无一项能离开警察……警察之于民众必须做到管与卫两方面作之君，养的方面作之亲，教的方面作之师的地步。”李士珍对蒋的训示做了解释：防止公共危害即为“卫”，维持社会安宁秩序即为管，指导人民生活即为“教”，促进一般福利即为“养”，处近日之中国，管教养卫实为建国施政之方针，警察行政必须与国策相配合以推动而达成之也。③
由此可见，警察作为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法定手段，“社会本位”名义下的警察得以广泛、细致地干预民众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后果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促进我国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古代的中国，承担治安防卫职能的军队及官署的职权设计基本只追求维持政权的稳定，对于社会自身的发展却鲜有关注。而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背后，生活方式的转型也在悄然发生。在这其中，警察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其社会性公益职能应时产生。虽然历届政府举办警政最主要的目的仍在于维持其统治，政治性职能仍为近代警察职能实际运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不可否认警察在促进近代新型城市的形成和建设中，尤其在城市的文明、卫生、交通等方面，卓有贡献。另一方面，正如前所述，“社会本位”在中国近代是统治者通过国家力量加大对社会控制的极佳道具，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观念结合在一起，正如下述。
二、“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
我国近代警察制度属于舶来品，自清末始，其建立直接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日本近代改革后期效仿的对象是德国。因此近代警察观念及相关制度的渊源在于日本和德国。之所以选择德、日二国，最根本的考虑仍在于国情的相似。
德国在中世纪末期，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迫切要求在政治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就意味着消灭领地与分封制，加强中央权力，对外则保持国家独立，实行民族自决。国家主义观念④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的这种需要。而近代日本天皇一统，明治维新所引发的富国强兵效应也给了中国效仿近邻的决心。
自清末始，面临强敌环伺、国力衰微的困境，中国亟需宣扬国家主权、民族自决并以此作为抵御外侮的有力工具。军阀割据混战成为近代社会之常态，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强烈渴望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求稳定、安宁的社会秩序。此外，由于中国的近代化起步较晚，这使得原本习惯于如今却丧失了地域上政治与文化优越性的中国陷入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边缘焦虑”，并由此引发意欲重回世界政治文化中心地带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这种冲动一直在强烈地支配着国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⑤想要急起直追，尽快富强，就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高效运作的行政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地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进行资本积累，推动经济政治改革，实现兵强国富。
由此，相近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德、日等大陆法系中的国家主义观念较易被近代中国认同；而传统的强化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权力及皇帝(即国家)垄断立法权的“大一统”观念与近代国家主义观念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也为国家主义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行培育了土壤。⑥
于是，清末修律变法中，沈家本、杨度等法理派以国家主义作为变法改革的指导思想，⑦他们强调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保障个人自由及权利，宣扬国家利益高于家族利益，虽然与西方的国家主义观念不尽相同，但却为扫除传统社会家族本位观念发挥了效用。
辛亥革命后，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成为各界共识。若无统一强大的政府，就不能统一内政，进而“国防外交必因之废弛失败”，因此“民国宪法应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国立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⑧而以梁启超为首的原立宪派在论证了法、德、日近代以来依靠实施开明专制而强国的经验后，也转而诉求国家主权、政府强权的国家主义，主张在统一秩序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走出中国现实之危局。“国家为重，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利益以殉国家，而不能牺牲国家利益以殉人民。”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初尝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国家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国民党中有人这样认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冲突之虞”，⑩“民主立宪之国，主权在民，民权与国权一而二，二而一也”(11)。五四以后，孙中山吸收了苏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传统的家族本位使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一盘散沙，想要独立富强，必须将家族合成国族，变家族主义为“国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即国家主义；他在经济上主张“节制资本”，以国家资本节制民间资本，建立“集产社会主义”发展民生；他的“民权”主义舍弃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核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肯定，强调对国家权力和自由的追求。中国人自由太多，要牺牲个人过多的自由去为国家争取自由，才能免受外侮。(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被誉为治国方针，因之其国家主义观念也得以弘扬。在立法领域，以胡汉民为首的立法者们具体提出了社会本位、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三民主义立法理论。“社会”、“民族”、“国家”三个概念在胡氏理论中是相近的概念，均与“个人”相对应。(13)该立法思想的提出既是为了趋附当时西方国家社会本位立法潮流、落实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同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贯彻这种立法思想正好符合稳固和加强这一时期国民党集权统治的需要。(14)在并未经历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历程，又未对近代国家与社会两个概念有清晰区分的前提下，西方舶来的“社会本位”很难不成为中国“国家主义”代名词。而国家主义也就成了某些统治者进行专制独裁的堂皇武器。
由上可知，由于特殊的国情，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历经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走了一段“绝对主义”国家道路，期望以此确立统一、稳固的政权，并以国家的力量加速工业化进程，从而奠定国家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而国家主义观念正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其渗透在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就包括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警察制度。
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是舶来品。国情的相近，导致主要参照物是德日警察模式。德、日二国均为近代变革较晚，但却迅速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振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之典范。它们高度集权的国家警察模式也成了近代中国尽力效仿的对象。曾有警界人士感叹：“中国警制向来模仿日本，民国已还，仍封固步……迄今各地大小警察机关，皆视为国家直接警察机关，无立于自治机关管辖之下者。这种纯粹官治组织的警察制度，自从前之国家方面观察，诚不乏健全理论，以拥护其立法精神；但增进警卫，为训政时期筹备自治之一……将来之理想警察制度，当以自治警察为依归。”(15)自治警察的理想恰好反衬出国家警察的现实。另有警界专家甚至指出：即便真到了宪政时期，一般国民真的具备了自治能力，也以采用折衷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制度为佳。在中央的严格监督统治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办理警政。中央站在国家治理的立场上，加以指挥监督，使警政达到“国家的统一”的地步。(16)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理念、“国家主义”观念与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及行政强权的特质在这特定的时空发生交织，以应对外敌环伺、内患不绝、政权频更、社会动荡的特殊社会环境。在民国立法者的眼里，社会本位是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大体相当的。违警罚法作为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警察法规，预防危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其主旨，社会本位理念和国家主义观念为其内容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时代注脚。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通过行政权力的扩张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才是真正的追求所在。
三、新生活运动的兴起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剿共行营发动了被他视为“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运动”(17)的新生活运动。这次运动时断时续，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前后历时15年，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开展的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20世纪60年代台湾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被认为大陆新生活运动之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