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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法哲学论》

2000年10月30日 09:44 吕世伦 文正邦


序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法哲学论》，绝非出自一时的心血来潮。毋宁说，它是我们适应现代法律科学、尤其是理论法学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究而积累起来的成果。本书被列为"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当下，世界正处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接时期。回顾已经过去的百年来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法学是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进展的：一是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强化。如法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产生法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产生法经济学（经济学法学）；而法学与哲学结合的尝试，则是更为久远的事实了。二是科学部门的分化越来越细致。如古已有之的法理论（理论法学），除了法哲学和法社会学之外，还解析出法学学、法史学等等。至于部门法学（应用法学），这种渗透与分化则更为显著。如民法学与行政法学的结合产生经济法学，刑法学分化出犯罪学、刑罚学、狱政学等，并且已经获得学界广泛的认同。法学的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现象，它同现时社会的疾速前进的步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状况的复杂化的实际需要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面对这种科学发展之大势，我们深感到法哲学的建设确实是落伍了。对于法哲学而言，既没有完成法学与哲学的密切结合和相互渗透，更没有使之从理论法学中真正分化出来而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实际情况是，法哲学要么流于一种令人敬而远之的空洞的术语，要么同实证法律科学的法理学甚至法社会学混为一谈。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法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即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恰恰这个特定对象，决定着法哲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包括理论法学体系中处于理论基础的重要地位。我们之所以打算写一本较为系统的法哲学的书，就是基于法律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对于法哲学的重要性的严肃认真的思考。

对于我们来说，撰写一部法哲学的专著是难度极大的。为此，我们不能不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和一点一滴积累创作的经验和成果。在我本人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与李光灿老前辈合编，法律出版社 1991年出版），《列宁法律思想史》（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等；探讨西方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修订版）》两卷本（与谷春德教授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987年出版），《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纵向的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横向的课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89年出版）；探讨中国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现代理论法学原理》（与公丕祥教授合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和西方法律思想比较研究》（收入《架起法系之间的桥梁》，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第一次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关于法哲学整体性看法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论纲》（载《中外法学》 1992年第4期）。此外，还发表了一批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本书的另一位主编即西南政法大学的文正邦教授，对于法哲学的探讨是颇受学界瞩目的。据我所悉，自改革开放以来，他在报纸杂志上撰写的、直接阐发法哲学的论文不下数十篇。在他编著的书和主编的《外国法学研究》期刊上，也广泛地涉及法哲学问题。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再者，读者从《法哲学论》的作者名单中可以知道，我先后带培的博士研究生们对该书的贡献也很值得称道。本着师生互学、教学相长的精神，我与他们彼此之间就法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多年的锲而不舍和反复的切磋，其中所形成的部分见解亦凝集于书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从《法哲学论》写作提纲的拟定到清样的校对，王振东副教授都耗费了许多精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熊成乾编审、张玉梅副编审，不仅在编书技术上给予我们精心和周到的帮助，而且又同我们一起就书中某些理论表述进行了有益的、启发性的商讨。我们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虽然《法哲学论》的付梓使我们受到一定的鼓励，但我们绝不把它当作什么重要的成就，更不敢妄称其中构筑了什么法哲学的理论体系，顶多只能说是我们在探索法哲学奥秘过程中的一个初步的记录。我们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法哲学研究的征途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有鉴于此，我们坦率地承认，书中的不成熟之处、欠当之处乃至错误之处，很可能比比皆是。我们恳切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无保留地提出批评。

吕世伦

1999年 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引 言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所谓彻底，就是触及事物的根本。恩格斯也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民族如果缺少理论思维（即哲理思维），既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也不可能跃居文明的顶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坚持法学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助于培养和提升法律工作者的理论思维。因为法哲学是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关于法的理论思维的结晶。它赋予我们以深邃的目光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去探究法的根蒂和普遍性，体悟和追寻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还可以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经验得以用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武装起来，为法律工作者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铺路搭桥，开辟广阔天地，避免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显然，这些对于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发展和走向现代化，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许多复杂的法理问题，若深入探究下去往往就是哲学问题；法律实践的指导原则和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各个部门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突破和创新，亦都有赖于相关的法哲学方法和理论之功力。因此，为了开创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跃上新台阶，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值此世纪之交和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地发展和全面进步，更需要强化和高扬法学的科学理性力量和功能，以正确规划和顺利实施我国法制发展战略，总结和吸取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和法学而努力，这些都离不开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然而，法哲学的内容和体系博大精深，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和领域不仅极其深广，而且是异常复杂的。既不能图朝夕之功，求立竿见影之效，也不能企望有坦途和捷径，更不会有既定的方式和固定的模式以供达到绝对真理的体系。它乃是一个不断地学习、借鉴、探索、创造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法哲学研究出现了以下几种方式和途径：一是评介古今中外已有的法哲学遗产和成果，特别是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和近现代西方法哲学的研究和介绍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二是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法律问题的法哲学思考，也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兴趣和注意；三是开展部门法哲学的探索和研究，如对刑法哲学以及诉讼法哲学等的探索和研究，并已出现了颇有分量的成果；四是尝试比较系统地构建中国当代法哲学，这正在热烈地探讨以及争论之中，人们提出了种种方案和设想，但尚未出现比较成熟的体系，因为这乃是最为复杂、艰巨和繁难的一项事业，也是我们开展法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我们谨愿以我们的探究，去迎接我国法哲学研究的新高潮。

文正邦
　　　　　　　　　　　　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制度机制问题的思考

　　　　　　　　　　　　景县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　韩海松

　　内容摘要：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检察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内容，做好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工作，对于保证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刑罚依法公正执行，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防止矫正对象脱管、漏管，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区矫正 法律监督 问题 建议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化的非监禁刑罚社会管理工作，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必要的行为和心理矫正，既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要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通过采取具体有效的监督措施，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公正、有效进行。2011年２月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将社区矫正这一概念写入刑法，这是社区矫正由试点、试行到成功立法的重要标志，是刑罚执行方式的重大变革。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进一步指出：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发现有违法情况时应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保障刑罚的正确执行，这对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2003年试点到2012的正式实施，9年间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纳入工作范畴，监督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很多的困难和问题，需要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的不断完善而逐步加强。
一、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监督职能
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检察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内容，做好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工作，对于保证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刑罚依法公正执行，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防止矫正对象脱管、漏管，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中央五部门《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和高检院《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及2012年初颁布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特点和实际，检察机关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能主要包括：　
（一）严格把关，依法开展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检察，保证适用非监禁刑的对象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
　　（二）依法开展对监外执行、社区矫正交付执行活动的检察，促进交付执行各个环节有效衔接，防止和纠正因不依法、不及时交付执行等原因造成社区矫正罪犯“漏管”。
　　（三）依法开展对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监管活动和矫正活动的检察，防止和纠正监管和矫正活动中存在的“脱管”问题。
　　（四）依法开展对刑罚变更执行和解除矫正、终止执行环节的检察，促进有关机关依法公正办理减刑、收监执行以及在刑期或者考验期满后及时办理释放、解除管制、恢复政治权利等手续并履行相关程序。
　　（五）注重维护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依法受理社区服刑人员的控告和申诉，妥善处理他们反映的问题，防止和纠正侵犯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
二、当前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立法滞后，检察监督缺乏明确的具体规定，影响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权威性
1、没有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其具体体现在司法行政机关在实践中执行主体与法律地位不相符，目前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履行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刑罚执行权力。在社区矫正衔接、矫正措施落实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社区矫正工作针对的四类对象执行主体为公安机关。而实际工作中矫正具体工作主要集中于县级司法局及下属的司法所。而司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既无相关法律规定，更无可以为行使职权进行保障的强制措施。甚至在实际工作中，矫正工作者为开展好工作依靠个人的社会资源与相关关系。
2、是职责与权力不统一，公安机关仅仅是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主体”，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公安机关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的任务尚不堪重负，基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执行社区矫正任务，而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主体”只赋予了义务，并没有给予作好此项工作的权利，也就没有对不服从管教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处置的强制权。因此，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奖惩难以兑现，更不要说奖惩最高形式的减刑和收监执行就更难实现了，使执法行为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社区矫正日常工作中司法行政部门变成部门之间普通的工作协调机构。这就形成了公安机关“有权无力”、司法行政部门“有责无权”的局面，遇事需经协调，从而影响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权威性。
（二）社区矫正工作中，检察监督对象主体模糊，行政履职缺乏统筹性
在开展社区矫正之初，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与督促。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各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均属非常设机构，而社区矫正是执法工作，是矫正、教育人的工作，涉及到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心理矫治，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政策性。要将社区矫正工作落到实处，就必须健全和提高社区矫正机构规格，配备人员，赋予职能职责，而目前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工作主体，主要是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组织指导，具体工作是通过下面乡镇司法所和社区组织来完成，检察机关在进行检察监督时，对于并不具有执法人员身份的工作人员来说不具有约束性，社区矫正工作给相关部门的印象是谁牵头抓工作就是谁的事，将司法行政机关陷于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从而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
（三）检察机关检察监督的方式、方法单一、滞后影响监督效果
就目前检察监督的方法主要包括：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法律文书进行检察；定期或不定期到司法所进行巡视检察 ；在敏感时期或重大节日进行联合检察等，检察监督手段单一，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在对社区矫正监督中发现违法、违规情况，只能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而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等书面意见不具有强制力，被监督单位执行不执行取决于被监督单位的态度，由于法律没有赋予监所检察部门采取相关强制措施的权力，只能提请有关部门解决，明显刚性不足，监所部门在检察监督时检察手段无非就是书面检察，与有关人员谈话、检查法律文书等检察内容，要等法院判决书和外地监所部门邮寄才能进行，这些方式、方法明显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监督流于形式，效果不佳。
三、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制度几点建议
（一）加快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相关法律规定
由于基层检察院管辖的行政社区、乡镇比较多，社区矫正对象多，进行法律监督的任务十分繁重，为了提升检察院社区矫正工作法律监督水平，更好的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民检察院与司法行政部门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检察院可在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室”。主要负责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检察日常工作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交付环节、监管措施、终止执行等实施全程监督，维护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努力实现社区矫正与刑事审判、刑罚执行、执法监督的无缝对接，全面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水平。社区矫正要得到顺利的发展，完成确保刑罚的有效执行、教育矫正罪犯，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的任务，必须要有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作依托。要对社区矫正的性质、方式、内容、程序、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保障以及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为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依据。保证基层开展工作有法可依。应尽快明确基层司法所人员的执法身份，明确权利义务，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教育和监督考察以及奖惩机制要尽快完善，从而形成较完备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体系。
（二）延伸检察监督触角，参与对矫正对象的管理。
坚持教育挽救为先，不断延伸检察监督触角，参与社会管理，促进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不断提高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帮教质量。一方面加强教育，积极参与司法矫正机构组织开展的社区矫正对象集中教育、个别教育活动，加大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政策法律宣讲的工作力度，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对象的服刑意识，督促他们遵守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方面的法律法规，促使他们真诚悔罪，接受矫治，加强自律，从而使社区矫正人员违法违规犯罪比率得以控制，社区矫正质量得以提高。一方面加强做好谈话工作，以“三谈”促矫正对象树立“四心”。“三谈”，即与被矫正对象谈话，谈悔罪的话；与家属谈话，谈帮教的话；与邻里谈话，谈表现的话； “四心”，即接受矫正的诚心，弃恶从善的决心，重新做人的信心，立志回归的恒心。其中特别注重强化对“重点对象”的跟踪监督，把不服管教、有脱管漏管倾向、有轻微违法行为或有重新犯罪可能的矫正对象列为重点监管对象，逐一进行诫勉谈话，要求其遵守规定，服从管理，定期汇报，促使矫正对象在社区依法服刑，认真接受改造。切实做到了思想上教育从严，生活上关心到位，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三）优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模式，协商建立社区矫正听证制度。
为堵塞社区矫正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徇私舞弊漏洞，维护司法公正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会同其他司法机关协商建立社区矫正听证制度，适用范围为非监禁刑的决定和假释、保外就医、减刑或者解矫的呈报等。各司法机构均可以在必要时提出举行听证，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对上述的决定或者呈报在正式作出之前举行听证，其他有关部门积极予以协助、配合；听证会应邀请相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及村委会或居委会代表参加，检察机关作为听证主持方并对全程进行法律监督；案件所需事实及证据由相关部门负责收集并在听证会上详细宣示；听证结束后各部门在《听证评议表》上签署意见与建议，形成共识后作出最终的决定。
（四）加大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力度，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开展
我国现行法律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设置的监督权力力度不够，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措施有限，同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被监督单位拒绝接受或不纠正错误行为所负的法律后果，使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因此要增强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强制力，要求被监督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纠正违法行为，若拒不纠正或因纠正不及时造成后果的，对其依法处理：若因相关人员的失职、渎职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甚至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还要明确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完善监督的程序保障，对消极不做为。或对抗检察监督的行为，要明确检察机关责任追究的程序和给予 一定的处置权，同时要加大职务犯罪的查办力度，注重社区矫正工作中渎职、贪污等犯罪的查办和打击，通过加大查办力度，整肃社区矫正队伍，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注入强制力

注释：
（1）孙谦：“积极做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载新华网，2011年7月21日。
（2）“如何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载通州市检察院网，2011年7月23日。
（3）袁其国：2010年10月21日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正义网2011年7月21日。
（4）林雪标：“新形势下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6期。
（5）王锋、孙振江：“试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缺陷与完善”，载《中国司法》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