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
颁布单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日期:２００１１２２２
实施日期:２００１１２２２
江西省大常委会公告第９２号
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７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０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一次修正，根据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２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河道管理，保障防洪安全，发挥江河湖泊的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河道包括湖泊、人工水道、行洪区、蓄洪区、滞洪区）。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长江河段和其他跨省河道的管理，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开发利用河道的水、土等资源和整治河道、防治水害，应当服从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的总体安排，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河道的主管机关（以下简称河道主管机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的河道管理机构隶属同级河道主管机关领导。各级堤防管理单位归口同级河道主管机关管理。
第五条 河道管理范围按下列原则确定：有堤防的河道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堤防及护堤地，其中有堤防的湖泊以提防护堤地外缘为界，包括周边界之内的水域、洲滩、出入湖水道；无堤防的河道按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
河道的具体管理范围未划定或者需要变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立桩定界。
第六条 河道管理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各级河道主管机关按下列分工实施管理：
（一）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长江河段和其他跨省河道，由省河道主管机关根据流域统一规划实施管理。
（二）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和鄱阳湖由省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
（三）本省跨行政区域的河道，由上一级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
（四）其他河道由所在地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
河道主管机关可以委托河道管理机构或者下一级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
省管河段的具体范围由省河道主管机关划定。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河道管理工作的领导，及时处理河道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河道防汛抗洪和清障工作实行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河道堤防安全和参加防汛抢险的义务。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河道主管机关应当根据规划，合理安排对河道整治与建设的投入，积极组织兴建河道整治工程，加强对蓄洪区、滞洪区、水库以及江河堤防等防洪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增强防洪能力。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河道主管机关应当根据流域综合规划和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通航标准及其他有关技术要求，按河道管理权限编制河道整治与建设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河道主管机关备案。
第十条 河道的整治与利用以及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建设，应当服从河道的整治规划，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航运的通畅。
第十一条 在进行河道整治时，涉及航道的，应当兼顾航运的需要，并事先征求交通部门对有关设计和计划的意见。
交通部门进行航道整治，应当符合防洪安全要求，并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对有关设计和计划的意见。
第十二条 禁止围湖造田和修建填湖工程。已经建成的围湖、填湖工程，列入平退规划的应当予以平退，保留的应当按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进行治理；对于危害防洪安全的围湖工程和影响行洪的建筑物及设施，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防汛指挥机构责令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所需费用由设障者承担。
第十三条 在跨行政区域的边界河道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等水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必须经上一级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
第十四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兴建工程或者进行其他作业活动，需破挖大堤或者损害其他河道工程时，应当报告堤防管理单位，并经有管辖权的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工程施工必须接受堤防管理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竣工后必须按原标准修复并接受河道主管机关的安全管理。
第十五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依法须经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的，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河道分级管理权限，经相应的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
第十六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管理，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编制立项文件时，必须按河道管理权限向河道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供必要的分析论证资料。
（二）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将批准文件和施工安排报送河道主管机关，由河道主管机关出具同意开工的审核意见后，方可办理开工手续。
（三）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对其是否符合同意书的要求进行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接受监督，如实提供情况。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施工安排作较大变动时，应当事先征得河道主管机关同意。出现涉及江河防洪和建设项目安全方面问题时，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建设单位必须执行。
（四）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验收６０日前将有关文件资料报送河道主管机关，竣工验收应当有河道主管机关参加。经河道主管机关检验合格，工程方可启用。
建设单位在报送项目立项文件时，必须附有河道主管机关的审查同意书，否则计划主管部门不予审批。
第十七条 河道主管机关自接到单位建设项目申请之日起，应当在６０日内将审查意见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同意兴建的，应当发给审查同意书，并可对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和管理提出有关要求；不同意兴建的，或者要求就有关问题进一步修改补充后再行审查的，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
建设单位对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可在接到通知书之日起３０日内向作出审查意见机关的上一级河道主管机关提出复审申请，由复审机关会同同级计划主管部门商处。
第十八条 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定期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筑物和设施进行检查。凡经河道主管机关检查鉴定不符合防洪安全要求，影响河势稳定、水流形态、水质，或者对其他部门利用河道造成不利影响的，河道主管机关应当责成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在限期内改建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需要拆除的，由河道主管机关提出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修建桥梁、码头和取水、排水等设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所确定的河宽进行，不得缩窄行洪通道。
跨越河道的桥梁和栈桥等建筑物的梁底必须高于设计洪水位，并按照防洪的要求留有一定的超高；跨越通航河道和已经批准的规划通航河道的建筑物还应当符合航运要求。
跨越河道工程的建筑物，应当留有河道工程提高防洪标准的余地，不得妨碍防汛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编制港区划定方案时，港务管理机关应当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滩地。城市规划的临河、临堤界限，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城市规划等有关部门确定。沿河城市在编制和审查城市规划时，应当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 河道岸线及滩地的利用和建设，应当服从河道整治规划和航道整治规划。重要河段按河道管理权限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岸线利用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三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经批准的建设项目，施工单位不按规划方案进行，危及水工程和跨河建筑物安全的，应当立即停止施工；造成损害的，应当负责修复或者给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 河道清淤和加固堤防取土以及按照防洪规划进行河道整治需占用的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调剂解决。
因修建水库、整治河道所增加的可利用土地，属国家所有，应当首先用于移民安置和河道整治工程。
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二十五条 国有河道工程及设施，由河道主管机关依照下列标准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一）赣东大堤、抚西大堤、富有大堤、九江长江大堤（九江市区至瑞昌市码头镇）其管理范围为迎水面和背水面堤脚外不少于５０米（水平距离，下同）；保护耕地5万亩以上的其他重点堤防，其管理范围为迎水面和背水面堤脚外不少于３０米；其他堤防的管理范围，迎水面和背水面堤脚外不少于２０米。其中险段自压浸台脚起算。
（二）水闸、泵站工程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按照《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工程实际划定。
（三）其他河道工程及设施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参照堤防、水闸、泵站工程标准划定。
前款第（一）项三类堤防的管理范围边缘分别外延２００米、１５０米、１００米，为保护范围。
划定河道工程及设施的管理范围，应当依照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六条 在河道工程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或者开展影响河道工程保护的活动，必须经河道工程管理单位同意；较大的建设项目或者活动，必须按河道管理权限报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
第二十七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河坝等水工程以及堤防管理房、堤防里程桩、防汛、通信、照明、水文监测、测量等设施，必须严加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
前款所指设施未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不得移动或者拆除。经批准移动或者拆除的，由申请拆迁单位负责重建或者补偿。
第二十八条 河道主管机关应当组织河道管理人员定期对河道堤防进行巡查，及时发现鼠洞、蚁穴、泡泉等隐患和雨淋沟、滑坡等险段，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及时组织清除或者修复。
第二十九条 禁止在河道及滩地、分洪道、蓄洪区、滞洪区圈圩垦殖或者堵河并圩。擅自圈圩垦殖或者堵河并圩的，必须彻底平毁。因特殊原因需要圈圩垦殖或者堵河并圩的，必须经省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长江干流上圈圩或者堵支，必须报经国务院河道主管机关或者其授权的管理机构审查同意。
同一河段次要堤防的高程，不得高于主要堤防的高程。长江、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的江心，现有圩堤堤顶高程至少应当低于主要圩堤１米。
第三十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种植树木（防浪林、护堤林除外）、芦苇等阻水植物，禁止设置拦河渔具以及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等杂物。
第三十一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
（一）采砂、采石、取土、淘金（以下统称采砂）；
（二）爆破、钻探、垦荒、挖筑鱼塘；
（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
（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从事前款所列活动，必须按照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
第三十二条 江河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等，不得随意填堵、占用、拆毁。有特殊需要的，必须经过科学论证，按河道管理权限报送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并接受上一级河道主管机关监管。
第三十三条 确需向河道排污的排污口的设置或者改建、扩建，排污单位在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之前，应当征得河道主管机关的同意。
第三十四条 护堤护岸林木由河道管理机构组织营造和管理，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砍伐或者破坏。本条例施行前营造的林木，所有权不变。
河道管理机构对护堤护岸林木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及用于防汛抢险的采伐，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交育林基金。
第三十五条 在河道堤防背水面保护区外５００米范围内进行地下采矿以及在山区河道两侧采石、修路等活动，影响河道安全以及水文监测作业、防汛、通信、通航安全的，必须采取保护措施，并报经河道主管机关审查同意，方可开工。未采取保护措施或者措施不当的，河道主管机关有权予以制止。
第三十六条 水闸的控制运行管理办法，由河道机关依照批准的水工程综合利用规划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水闸管理单位负责执行。禁止非管理人员操作闸门。船只过闸应当服从水闸管理单位的指挥。
第三十七条 确需利用堤顶、戗台或者水闸兼作公路的，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并按河道管理权限经河道主管机关审查批准。
第三十八条 河道清障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经费
第三十九条 河道堤防的防汛维修费，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负担。属地方财政负担的，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
河道整治和建设工程所需资金除国家安排的部分资金外，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由受益单位和个人合理负担。
第四十条 对受益范围明确的堤防护岸、水闸、排涝工程设施等河道工程，河道主管机关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
因特殊需要进行下列活动的，除应当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同意外，还应当按有关标准向河道主管机关缴纳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
（一）占用堤防、护堤地、洲滩；
（二）利用堤防通车。
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的具体标准和征收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十一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必须持有准采证，并向河道主管机关缴纳管理费。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堤防、护岸和其他水工程设施造成损坏或者造成河道淤积的，由责任者负责修复、清淤或者承担维修费用。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因修建（含扩建、改建）各类工程影响原有水工程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或者承担所需费用。
第四十三条 河道主管机关收取的各项费用，必须用于河道堤防工程的建设、维护和管理以及设施的更新改造。结余资金可以连年结转使用，任何部门不得截取或者挪用。
第四十四条 河道两岸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堤防保护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对河道工程进行培堤加固和汛期抢险。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河道主管机关及财政、价格、审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河道管理各项收费及其使用的审计、监督和管理。
第五章 奖惩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一）在河道保护和整治以及防洪抢险中有显著成绩的；
（二）支持和推动河道保护、整治工作有突出贡献的；
（三）在河道管理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推广中有突出贡献的；
（四）同破坏河道管理和危害河道安全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恢复原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工程安全标准整治河道、修建水工程建筑物及设施的，以及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同意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建设项目的，处以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按围湖或者围河面积处以每平方米５元至５０元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５万元；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擅自开挖大堤、拆除河道工程设施的，处以恢复原貌所需资金的１０％至２０％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５万元。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貌，清除、拆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至（四）项规定的，处以恢复原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所需资金的１０％至２０％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５万元，其中设置拦河渔具的，处以每具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擅自砍伐护堤护岸林木的，按同类木材售价２倍至４倍处以罚款，不足０.５立方米（幼树２０株以下）的，以０.５立方米计算。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可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损毁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程及其设施和防汛、水文监测以及通信、照明等设施，情节较轻的，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后果严重的，按经济损失的３倍至５倍处以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５万元；
（二）非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的，处以２００元以下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按经济损失的１倍至３倍处以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的，扣押其采砂船只等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危害堤防安全的，没收其采砂船只等工具；
（二）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的，处以违法所得１倍至２倍罚款，对拒不改正的，吊销其准采证；
（三）拖欠或者拒不缴纳河道采砂管理费的，责令其补交管理费和滞纳金，或者吊销其准采证。
五十一条 河道主管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河道监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除治安管理处罚外，由河道主管机关执行。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日江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江西省河道堤防安全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知识产权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
马东晓
我国《专利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在发生专利纠纷的时候，如果发明专利是一项新产品的制造方法，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的证明。这是专利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分担的特殊规定。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由于权利客体的无形性、权利人无法接近侵权人所掌握的证据等原因，使得权利人在某些情况下往往难以直接证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 出于这一原因，我国《专利法》作了上述规定，有学者称之为“举证责任倒置”1。实际上，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如，商业秘密诉讼中，被控侵权人对使用与权利人同样的信息（或制造同样产品的技术）来源的举证；商标诉讼中，被控侵权的销售商对侵权产品的制造商以及进货渠道的举证；著作权诉讼中，侵权人对其获利数额的举证等等。因此，举证责任问题是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和含义
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和无法证明时，要承担的责任2。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分担的，当事人对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加以证明，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举证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即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我国对于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原则。对于一些特殊侵权案件，则采取所谓“举证责任倒置”规则3。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问题，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关于举证责任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举证责任的含义。
（一）英美法系
在英美证据法上，举证责任包括提出证据责任（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和说服责任（burden of persuasion）。虽然英国或美国均有许多学者对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作过论述，并对提出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有不同的称谓，但对这两种责任的含义基本是明确的。其中，加拿大证据法对这两种责任的定义明确扼要，被认为是集英美法系权威证据法理论之大成的佳作。该法第12条规定：“说服责任”是指当事人承担说服事实审理者，使之相信事实确实存在的义务。第13条规定：“提供证据责任”是指当事人就某一事实存在据以提供足够证据，使事实审理者加以审理的义务。4
（二） 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中，德国的证据法理论研究比较系统、细致。在德国法上关于举证责任的一整套理论也是首先以明确举证责任所包含的两种责任为基础的。即举证责任包括行为上的责任和结果上的责任两种责任。所谓行为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将当事人为避免败诉的风险而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的责任（也称主观的举证责任）；而对于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该事实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称为结果上的举证责任（也称客观的举证责任）。
比较两大法系举证责任的两种含义可以看出，大陆法系的行为责任也就是英美法上的提出证据的责任，而结果责任虽然与说服责任不同，但在功能和效果上却是一样的5。因此，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举证责任的定义都包括了行为上和结果上的两层含义。这一点在实践中对于掌握举证责任的转移是有重要意义的。
按照举证责任的上述概念，如果当事人举证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将承担败诉的结果。那么，法律如何规定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就有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合理地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是实现公正审判的前提和基础。
二、 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
当代英美法通说认为举证责任分担并不存在一般性标准，而是在综合若干要素的基础上由法官对具体案件具体对待。举证责任分担时应考虑的要素有：1、政策； 2、公平； 3、证据距离 ；4、方便 ；5、盖然性 ；6、经验法则 ；7、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理应等等。6
而在德国法上，关于举证责任分担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论学说，其中长期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是由罗森伯格（Roseberg）创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该说将民事实体法律规范分为权利根据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制约规范四种。法官在审判中如遇事实不明，且双方均不能证明时。罗氏认为：凡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应就权利发生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否定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就权利的妨害、消灭或制约的法律要件存在事实负举证责任。法官可迳行对该待证事实所依据民事实体法中的法律规范进行归类，从而确定应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再根据举证责任履行的效果，作出相应的裁判，将败诉的结果判给经举证责任分配后产生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7。具体到一件诉讼中，即一方当事人如果声称只要适用某民事实体法律条款，就可胜诉，在这种情况下，该当事人就该法律条款提出的主张，应当就需要适用该法律条款的那些实际已存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但是，依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举证责任，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并不能完全体现公平。譬如某发明专利是一项产品的制造方法，专利权人指控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个人侵犯其专利权，被控侵权人是否在产品制造过程中使用了专利方法，只有亲临被控侵权人的生产现场才能了解。而对于专利权人来讲，既无法通过解剖被控侵权人的产品又无法接近被控侵权人的生产现场来取证。因此，如按法律要件分类说要求被侵权人（即专利权人）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侵犯了其方法专利权非常困难，而以此作为举证不能将败诉结果判给被侵权人（专利权人）又显失公平。
后来，德国学者保勒斯（Prolss）提出的“危险领域说”弥补了这一缺陷。该说认为当事人应对其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内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即在加害人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内，受害人对于损害发生的客观与主观要件均不负举证责任，而由加害人就该客观和主观要件不存在的事实举证。该说继而认为：实际上实体法已根据公平正义原则，为预防损害的发生，明文规定了危险领域内事项的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8。
三、举证责任倒置
“危险领域说”是在德国传统的证据法理论（即举证责任分担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基础上，面对现代型诉讼不能体现诉讼的公平而出现的新理论。它所提出的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正置”而言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与“正置”一样，“倒置”也需要在实体法上有明文规定。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但最高人民法院却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中列举了5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其中第一种情况就是“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施行该《适用意见》时虽然《专利法》已经颁布，但《反不正当竞争法》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其他类似情况是不可能规定到该《适用意见》中去的。例如，与方法专利侵权诉讼完全类似的情况有：如果某一新产品的制造方法是一项商业秘密，被控侵权人的产品和制造方法又与原告的相同，此时要求权利人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不正当地使用了自己的商业秘密显然极为困难。那么，被控侵权人是否有责任举证证明其产品的制造方法的合法来源，法律（包括司法解释）此时却没有明文规定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反，上述司法解释却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9。这种情况下，对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能否适用，始终有不同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须严格掌握，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能由法官任意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目前（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由法律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只有《专利法》第57条，其他情况都应由原告举证10。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纠纷有特殊性，片面强调适用一般举证责任原则（即原告举证）会使侵权人凭此取得推卸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只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举证），才能体现公平原则11。此时，是拘泥于法条的规定却不能实现诉讼公平，还是根据事物的一般规律，参照方法专利侵权中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确定商业秘密案件中被告的举证责任，的确是法官需要灵活掌握和以内心确信的。
比较美国和德国关于举证责任分担的规定可以看出，德国是以概念法学的形式建立了严格的理论体系，并将例外的情况也逐步纳入该体系中，形成了以实体法律要件为指引的一般和特殊的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而美国法中由于诉讼观念与大陆法系三段论式的裁判截然不同，它以发现法的方式解决纠纷，以恢复法的正义和秩序。因此，对举证责任的分担实际上是在综合各种诉讼利益的基础上，以实证的方式分配举证责任，具有更灵活的特点。我国接近大陆法系，但在举证责任的分担理论上却未完全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也未完全在立法（民事实体法）中明确法律要件分类说中对举证责任的“正置”规定，所以很难说清“倒置” 12。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举证责任倒置要严格按法律规定，既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也没有考虑到包括知识产权诉讼在内的一些新类型诉讼的新特点。
四、举证责任转移
知识产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在分担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当事人对其主张事实的证明程度不断转移的。通常，一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之后，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否认这一主张就负有反驳这一主张的举证责任，如果其反驳的证据足够、充分，就可以不再举证，而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予以反驳。这就是举证责任的转移。
举证责任转移表明了举证责任分担后当事人进行举证活动的效果。它通过保证诉讼中证明活动的进行来达到证明要求的目的。因此，无论举证责任正置还是举证责任倒置，都需要在证明过程中不断转移举证责任。但是，举证责任的转移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3：
1、 当事人对其主张提出的证据在数量上足够、质量上充分，可以满足证明待证事实的要求。
2、 法院认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了。
上述两个条件中，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充分条件。只有在法院作出认定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才发生转移，而法院作出这种认定的前提是当事人的举证足够、充分，达到了证明待证事实的部分或全部要求。
由于知识产权诉讼特殊性，使同一案件中常常出现既有举证责任倒置又有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况，在实践中有效地区分两者，具有重要意义。
举证责任“正置”和“倒置”，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诉讼中，原、被告对举证责任的分担一旦确定后，其所承担最终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或英美法上的说服责任）便不再转移；但在诉讼的进行中，原、被告却在不断地提出事实、主张权利，对这些主张进行证明或反驳而承担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或英美法上的提出证据的责任）也不断地从原告转移到被告，再从被告转移到原告。值得注意的是，举证责任转移的只是行为上的举证责任，而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分担以后就已经被“正置”给原告或“倒置”给被告了，它在诉讼一开始就被固定下来，不再转移。
例如：在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按照专利法第57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应当承担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的举证责任。在诉讼中，原告首先要证实被告制造的是同样的新产品，依该条款，就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如果被告提供了自己的制造方法，证明与专利方法并不相同，那么被告所承担的（行为上的）举证责任就完成了。此时，就发生了举证责任转移。随后，原告会继续就“被告提供的制造方法与原告的专利方法相同”这一主张继续举证。而被告也应对“自己提供的制造方法与原告的专利方法不相同”这一主张继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之所以要承担对这一争点的证明责任，是由开始即分配给他的举证责任所确定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被告对这一争点所承担的最终的（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始终未变。换句话说，当原告充分证明了被告的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相同，而被告却没有充分的证据来反驳原告的这一主张的话，被告就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在于，如果原告对被告的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相同的主张的举证并不充分，而被告反驳这一主张的证据也不充分，此时，仍应由被告承担败诉的风险。因为，在一开始倒置了举证责任后，被告就最终地（从结果上）承担了证明其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不同的责任。不管是原告证实了两者相同，还是原告将两者不同的主张推向了事实不清的境地，只要被告未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不同，最终的败诉责任都要由被告承担。
但是，在具体审判中，当事人的举证达到了什么标准才算足够、充分，法律不可能作出明确规定。因为诉讼实践中，具体案件各不相同，各种证据对同一待证事实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举证责任何时转移，难以规定整齐划一的标准，只能取决于法官的“心证”。
五、推定法则
法官对证明标准的“心证”所遵循的规则实际上是对待证事实进行的推定（Presumption）。
推定是指根据某一事实的存在而作出与之相关的另一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假定14。推定是由推论演化而来，是人类根据事物之间的客观规律进行逻辑思维和经验积累的产物，其结论是盖然的。但推定作为诉讼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在人类长期的诉讼实践中，之所以被广泛采用，是由于它能解开诉讼中的一个“死结”--即当诉讼双方主张相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又根本无法查出证据加以证明时，运用推定法则，可以避免使诉讼陷入僵局。尤其是在现代型诉讼中，一方面，复杂的民事侵权案件往往使主张者举证困难；另一方面，受害人与侵权人的地位不平等，由此产生传统的以过错为归责原则的侵权责任法在适用上的困境。此时，推定法则的引入，合理地解决了这些特殊侵权问题，保障了诉讼的公平。此外，推定法则对于简化诉讼程序，加速案件审理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推定分为事实上的推定和法律上的推定。如日本学者认为，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律规定“如果是甲，就推定乙”的情况；事实上的推定则是指，在具体诉讼中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原则依一定的证据推定系争事实的情况15。事实上的推定，具有免除或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果。
我国《专利法》第57条（二）款对于方法专利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就是运用推定法则而产生的。实际上，许多国家专利法对此部分的表述都直接采用法律推定的形式，如德国专利法和日本专利法规定，如果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在专利申请日（要求优先权日，或优先权日）前是新的，那么（推定-笔者注）第三人所制造的同样产品是用专利方法获得的16。
由于推定具有盖然的性质，是根据人类的经验法则和逻辑思维而形成的。因此，无论是法律上的推定还是事实上的推定，都是可以反驳的，可以被推翻的。只是法律上的推定由于具有较高的盖然性被立法所确定，事实上的推定由于在具体案件中难以把握其盖然性高低而被赋予了法官的裁量。
知识产权诉讼本身的特点，使得具体的诉讼当中常常会有一些权利人难以举证的情况。因此，在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或者作为普遍情形盖然性不大但在个案中的盖然性极大时，应当允许法官采用事实推定，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减轻或者免除知识产权人的举证责任。这样做，既符合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一般规律，也符合诉讼公平的原则。
侵犯知识产权有不同于侵犯有形物权或人身权的特殊性，因此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应当考虑原告（权利人）举证上的困难。但具体诉讼中的实际情况又不可能随时修改法律来弥补，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明确举证责任的正置规则（一般原则），同时规定除正置规则（一般原则）外的其余情况均可以倒置17。这样，便可以使法官在具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以保证诉讼的公平。
在目前现行法律对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担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在修改《民事诉讼法》之前，依推定法则，对知识产权诉讼中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可用另一种方式来分配举证责任。依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定，当事人（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那么，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即可以综合各种诉讼利益，以实体正义和程序公平为原则，以经验、学识和论理逻辑来衡量案件事实的盖然性高低，依职权向被告进行证据调查，从而变相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被告。此时被告必须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只是这种依职权分配举证责任的方式，较之于法定举证责任的分担方式，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当事实不清、无法证明时，决定当事人命运的审判规则没有法律的明确限制，这既容易滋生司法专断又有悖于程序正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应严格掌握。
1 尹新天著《专利权的保护》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72页。
2 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284页。
3 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学界有不同观点。详见《民事证据制度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问题(上)-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座谈会综述》，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303页。
4 转引自毕玉谦《民事证据判例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468页。
5 美国模范证据法典起草委员会首席顾问，著名学者威格莫尔（wigmore）称说服责任为“说不服的危险”（rise of non persuasion）。详见毕玉谦《民事证据判例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466-467页。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结果责任的定义是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