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自然垄断及行业改革的思辩与法律规制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垄断理论在不断变化，自然垄断行业也在不断的改革。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大范围的自然垄断产业改革。从自然垄断产生与发展的理论角度讲，我国目前分拆的改革模式并不科学。自然垄断行业的健康发展关键取决合理地法律规制。
[关键词]：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行业 分拆模式 法律规制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theory of natural monopoly continually changes and the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are also continually reformed.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wide-ranging reformation in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From the eyes of Theory on natural monopoly coming and development, it is not scientific to simply take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apart.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depends on the reasonable governance under laws.
[key word]: natural monopoly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ies parting-model governance


虽然我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对自然垄断中的一些行业进行了改革，但从改革取得的现阶段成果来看，其并不令人满意。社会各界要求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全面改革的呼声仍然与日俱涨。中国自然垄断行业需要改革，但它必须是一场理性的改革。因此，我们必须全面认识自然垄断。

一、自然垄断的概述
〈一〉自然垄断的定义
自然垄断是经济学中一个传统概念。早期的自然垄断概念与资源条件的集中有关，主要是指由于资源条件的分布集中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所形成的垄断。在现代这种情况引起的垄断已不多见。而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则与规模经济紧密相连，指一个企业能以低于两个或者更多的企业的成本为整个市场供给一种物品或者劳务，如果相关产量范围存在规模经济时自然垄断就产生了。 但到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对自然垄断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2年，鲍莫尔（Baumol）、潘泽（Panzar）和威利格（Willig）用部分可加性（subadditivity，又译为次可加性、劣可加性）重新定义了自然垄断 。假设在某个行业中有X种不同产品，Y个生产厂商，其中任何一个企业可以生产任何一种或者多种产品。如果单一企业生产所有各种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该行业的成本就是部分可加的。如果在所有有关的产量上企业的成本都是部分可加的，该行业就是自然垄断的。换言之，即使平均成本上升，只要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依然最小，该行业就是自然垄断行业。平均成本下降是自然垄断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新定义扩大了自然垄断的范围，它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然垄断即强自然垄断，还包括了所谓的弱自然垄断。
现代法学一般认为：自然垄断是指由于市场的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垄断，经营这些部门如果进行竞争，则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或者市场秩序的混乱。 法学上的自然垄断概念不仅涵摄了经济学上自然垄断的内容，还突出了现代竞争法的精髓。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反映。
〈二〉自然垄断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理论基础。西方自然垄断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大概经历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成本次可加性三个阶段，它们各自解释了自然垄断出现和存在的原因。从总体上推进了社会对自然垄断的认识。
第一、规模经济。任何企业进行社会生产时，它总会面临生产成本问题。如果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相对过高，则其必然会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如果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则它就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但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除了技术等因素的作用即使在相同的条件下，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也可以随着生产总产量的增加而趋于下降，原因在于当企业的总产品不断扩大时，原先的固定成本被逐渐摊薄。这在固定成本投资较大的企业表现的尤为明显。当长期平均总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时，规模经济就出现了。当社会对某些行业的长期平均成本的降低速度与幅度提出要求时，这个行业往往就是自然垄断。规模经济很好地解释了产品单一领域行业的自然垄断。
第二、范围经济。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并不仅仅生产或提供单一的商品和服务，往往是多元化经营。如果由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成本低于几个企业分别生产它们的成本，就表明存在着范围经济。由于单独生产某一产品的企业的单位产品定价高于联合生产的企业的相应单位产品定价，因此单独生产的企业就会亏损，这些企业或者退出该生产领域或被兼并，这也会形成垄断的局面。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指出，有着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的产业也可产生自然垄断。对此，我国的大部分学者是持相同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讲，范围经济很好地解释了产品具有综合性领域存在的自然垄断。
第三、成本次可加性。这是产生自然垄断新的基础。198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夏基（Sharkey）、鲍莫尔（Baumol）、潘泽（Panzar）与威利格（Willig）等人认为，即使规模经济不存在，或即使平均成本上升，但只要单一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由单个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最小，该行业就仍然是自然垄断行业。自然垄断的定义或者最显著的特征应该是其成本的劣加性（Subadditivity）。换句话讲，就是平均成本下降是自然垄断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平均成本下降一定造成自然垄断，但自然垄断不一定就是平均成本下降。只要存在成本弱增性，就必然存在自然垄断。成本的次可加性理论的提出，掀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然垄断理论的变革，从理论上进一步解释了自然垄断存在的根源。我国的学者对之基本持赞同和认可的态度。
法学理论基础。经济学主要从效率的角度解释了自然垄断产生与存在的根源，法学尤其是经济法则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进一步对自然垄断作了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社会本位的需求。虽然人具有个体的私利性，但也正是人个体的私立才使得国家与社会有着存在的必要。个人与国家、社会利益重心的转移导致了法律本位的变化与发展。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法律本位发展的最终方向。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迁移，演绎了社会文明进步的脉络。社会本位的潜在或者正式确立促使国家、个人与社会组织在作为或者不作为时，必须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并作出相对的利益平衡决策。虽然自然垄断存在的历史覆盖了所有本位的法律，我们必须客观的承认自然垄断是社会本位（包括潜在与显现）在法律领域深层次作用的产物。
第二、竞争与垄断的二重性。竞争是市场的灵魂，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但过度的竞争可能带来资源的浪费；垄断虽然压制和排斥竞争，损害民众的福利，危及社会民主政治，但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与垄断的二重性必然要求社会对竞争和垄断作出思辩性的规定，在反对垄断同时也要建立合理的反垄断法适用例外制度。
第三、现代经济法价值决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效益是现代经济法的价值 ，它不仅含摄了经济学的效率和生态学伦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它们与现代法律本位和法律价值有机的融合为一体，使经济法的价值呈现很明显的现代化特征。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效益的价值的指引下，社会在考虑多方面综合因素基础上对自然垄断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给予其合法的社会地位。
〈三〉自然垄断的特征
一是效率主导性。从自然垄断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来看，无论是规模经济还是范围经济或者是成本的次可加性，自然垄断主导取决于经济效率而不是其它因素。规模经济意味着生产更多产品时固定成本被逐渐摊薄越来越小，范围经济意味着在追加生产相关新产品和服务时进行联合生产要比单独生产的成本低，成本次可加性则意味着独家垄断经营的总成本小于多家分散经营的成本之和。自然垄断主导建立在效率目的基础上并且保障效率的实现。
二是呈现网络经济特征。综观世界各国的自然垄断存在的行业和产业，如供水、电力、煤气、热力供应、电信、铁路、航空等。我们不难发现采取自然垄断经营的产业一般具有网络经济的特征即依赖一定的产业网络为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如果离开这些产业网络，企业所生产或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是无法流转到社会消费领域。衡量这些产业网络作用的最佳指标是网络上的流量（交通、电力、通讯信号等），而网络上的流量将随网络节点的几何级数增加。网络节点数量越多，边际投资收益越大。
三是资产具有沉淀性与专用性。由于自然垄断依赖于网络经济为整个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因此企业在经营自然垄断行业时，将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产业网络的建设。这些产业网络形成了大规模的固定资本，它们折旧时间长，变现能力差，从而导致了整个垄断产业大量的资本沉淀。另外，由于基础产业网络占有的资产往往具有相应产业或者行业的专用性，所以资金一旦投入也就很难收回,所形成的企业资产也难以改为其他用途。
四是产品的日常性。供水、电力、煤气、热力供应、电信、铁路、航空等垄断行业，他们所提供的产品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须品，具有日常性与必须性的特征。自然垄断行业通过它们的网络触角将这些日常生活必须资料转流到千家万户去以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有序。
目前我国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对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认识模糊不清的问题。很多人将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与自然垄断混为一谈。 这不仅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的产业改革。正如我们在前言部分阐明的观点：中国的自然垄断行业需要一场改革，但它必须是一场理性的改革。理性的前提是对事物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在此指明自然垄断与行政性垄断、行政垄断的区别所在。
自然垄断与行政性垄断的区别比较明显，主要有：（1）产生的原因不同。自然垄断的产生原因主要在于经济效率或者效益，而行政性垄断则是行政机关或者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所造成的；（2）法律性质不同。自然垄断由于它存在相当的积极性，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上给予其豁免肯定它的合法地位。行政性垄断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产物，其本质是借行政权力行市场行为，它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因此是非法的；（3）影响不同。自然垄断往往带来效率经济增加社会总体福利，而行政性垄断则不仅容易导致行政腐败的出现，更会造成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
由于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在形式上具有某些相似性，因此二者的区别并不是那么的直接明朗，但形式的某些相同并不能完全掩盖他们的区别。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还是存在很多的区别，例如：（1）从概念上讲，自然垄断是由于市场的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垄断，经营这些部门如果进行竞争，则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或者市场秩序的混乱；行政垄断，又称国家垄断，它是指国家从有利于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目的出发，对某些部门和国有自然资源实行独占。（2）从产生的主导因素上讲，自然垄断主要在于经济效益；行政垄断主要并不在于经济效益而或在于安全如军工业或在于对资源的控制需要如烟草行业等其它因素。（3）从经济运行上看，自然垄断往往要依赖一定的产业网络才能正常进行；而行政性垄断并不具有网络经济的特征，因此它可以采取多渠道输送产品。（4）从产品的必须性上看，自然垄断产业提供的为日常生活必须品，但从行政垄断存在的领域所提供的物品绝大部分是非日常必须的。因此自然垄断不等于行政垄断，必须科学的加以区别二者。
〈四〉自然垄断的认定标准与范围
“那些行业是自然垄断？”与“那些行业实行自然垄断？”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关系到自然垄断的判断标准问题，它不仅具有对现实市场结构的实然判断功能，更具有对自然垄断范围的应然判断功能；后者则是自然垄断存在的范围问题，通常是应然的探讨与分析。通过前面对自然垄断的概念、理论基础与特征的分析，我们对自然垄断的判断标准和产业范围基本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与把握。
对于自然垄断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首先，该行业现成的市场结构为只有一个或者几个提供相似或相同产品的卖者。换句话讲，就是该行业的现行市场为垄断或者寡头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其次，形成上述市场结构的主要根源在于经济效率的优先考虑。第三，一个国家的法律对之必须持肯定的态度，包括明示和默示的肯定。通过与上述所例的标准对照，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如供水、供电、煤气、热力供应、电信、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环境卫生设施和排污系统、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系统等。
在考虑产业自然垄断这个问题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自然垄断具有发展性。自然垄断的行业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处于相对时间内不断变革的状态。根据自然垄断存在的时间与变化速度来讲，它可分为永久和暂时的自然垄断两种情形 。永久和暂时自然垄断最重要的区别是，永久自然垄断的长期平均成本（LRAC）随产出增加连续地下降。无论市场需求多大，单个企业都能以最小的成本生产。暂时自然垄断的长期平均成本（LRAC）下降到某一点时就变成固定不变。永久自然垄断是一种少有的事情，暂时自然垄断更为常见。影响自然垄断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需求，市场需求规模的迅速扩大有可能使单个企业的最佳生产规不能满足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使自然垄断行业失去自然垄断性；市场规模的长期萎缩也可以使原先为竞争性的市场变成为一个自然垄断的行业。二是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可以使得原来的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失去了自然垄断的特点；技术进步能够扩大企业的最佳生产规模，使原本竞争性的领域产生自然垄断性。
第二、并非自然垄断行业的业务都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自然垄断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规模经济。而产生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然垄断行业的网络经济特征。市场需求量越大,网络供应系统所形成的庞大的固定成本就能越为广泛地分散到每一单位产品上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因此,自然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集中在那些固定网络性操作业务领域,如电力、城市暖气、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产业中的线路、管道等输送网络业务,电信产业中的有线通信网络业务和铁路运输中的铁轨网络业务等。其他领域的业务则可以归为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可以合理的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如我国目前的电力改革——厂网分开，将电力行业的发电业务划归为自然垄断行业的可竞争性业务，不同的发电公司可以相互竞争发电上网。针对自然垄断行业中业务的垄断性与可竞争性的不同特点,政府可以有区分地实行不同的管制政策,这样不但保证了自然垄断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也兼顾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应有的作用,实现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相兼容的有效竞争,提高这些行业的经营效率。

二、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
针对社会很高的改革呼声，目前，我国政府已经着手对一些自然垄断的行业进行改革，有的已经基本改革完毕如电信；有的正在紧张的策划当中如铁路。从改革的内容上来看，改革所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分拆。这一点不得不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思考：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出路就只有分拆吗？综合考察世界各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方法，我们不难得出答案是否定的。从自然垄断产生的根源角度来看，单纯的分拆是行不通的。而且中国的自然垄断行业一般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事关国计民生，所以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应该慎重研究，谨慎进行。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第一、实事求是对症下药。改革的途径与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究竟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关键要取决于当前需要改革的对象存在那些问题。改革者应通过科学的研究来分析与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对症下药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进行，切不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应该承认，目前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确实存在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和完善。但从我国自然垄断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问题并不在于自然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而关键在于产业的管理制度问题尤其是由政企不分所引发的问题。因此改革的重点在于对垄断企业的相关管理制度的改革，而不是简单的进行分拆。简单的分拆并不能解决自然垄断存在的问题，最多只是改变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类型而已。石油石化行业的改革结果就明显地验证了这一点。石油石化行业分拆重组后表面上是三足鼎立，但却不是在同一市场上引入三家竞争者，加上政府定价、进口限制以及对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等，分拆并没有带来有效竞争和效率的提高，下游产业和消费者也没有从中受益。所以，我们应该理性的采取改革措施。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仍然是我国的第一头等大事。当经济增长成为一种主导的需要时，效率应被优先考虑 ，同时也采取合理措施兼顾社会公平。自然垄断行业一般具有明显的网络经济的特征，它通过相应的产业网络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按照麦特卡尔夫定律(Metcalfelaw)，网络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因此，自然垄断产业首先要求通过对市场的垄断来饱和自己网络空间以实现产业长期成本的下降；其次是通过生产与产业网络相关的产品减少社会交易成本达到范围经济效益。正是自然垄断行业的这些特征与属性往往要求它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和统一兼容性，保持垄断结构。产业组织芝加哥学派早已指出：如果市场上竞争者过多，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利用或者经济效益的提高，就应允许通过竞争、兼并拉推动市场集中。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所倡导的效率标准进一步促使社会对垄断有了新的认识：垄断未必反竞争，而可能是高效的结果，只要垄断主体不滥用垄断地位，社会就应该尊重它的既有地位。这一观点不仅首先肯定了效率，同时也兼顾了社会公平，对我国的产业改革具有很现实和重大的启发意义。如果我们忽视经济发展规律，人为的干涉合理的经济运行，那必将遭到自然经济规律的惩罚。不仅可能导致消费者福利的减少，也可能使得自然垄断行业处于亏损甚至破产的境地，产生巨大的社会无谓损失，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美国电信产业改革就是很好的一例。
第三、国际竞争原则。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一个国家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并不再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内，而逐步扩大到世界范围内即国际市场的竞争。正是在这一历史的背景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掀起了一场企业兼并的浪潮，各国纷纷通过企业合并来打造经济航空母舰以提高国际竞争力。这看起来似乎与单个国家的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不太协调，其实它是市场竞争背景变化的必然结果。我国已经加入WTO并承诺市场对外开放，中国的企业必将面临一场竞争的风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客观而言，目前我国的企业规模还是很小的，并不足以抵抗外国大企业的市场竞争。国际背景的变化所要求我们做的是合并企业与改善企业管理制度而不是简单分拆。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分拆式改革只是考虑国内市场的情况，而没有考虑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情景。这是与社会现实的客观发展需求是不相称的。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分拆式的改革所带来的并不是国内有效的市场竞争而是国外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
〈二〉改革现状概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开始拉开了序幕，到目前为止，石化、电信、电力、民航、铁路、邮政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经过分拆重组，除了石化、邮政、铁路行业外，我国电信、民航运输、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在形式上都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建立了多家市场主体相互竞争的企业运营体制。
电信业：经过2001年12月的重组之后，在中国基础电信业务市场，已有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中国卫星通信等6家主要电信公司，并在各自的业务领域内与其他经营同类业务的公司展开竞争。在增值电信及互联网相关业务领域，一个更加开放的竞争格局已经出现。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已分别建立了4个经营性互联网，教育、科研部门和军队还分别建立了3个非经营性互联网。获准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单位(ISP)已有300多家，互联网信息内容提供商(ICP)有1000多家。在电话网上提供无线寻呼和增值电信服务的企业超过2500多家。
民航业：目前我国共有23家民航公司，规模较大的有十家，它们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中国北方航空公司、中国西北航空公司、云南航空公司、乌鲁木齐管理局、上海航空公司和海南航空公司，其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最大；其余的的13家规模都比较小，其中山西航空公司规模最小。
电力业：根据厂网分开的改革思路，目前我国电力市场结构大概为：2家电网公司，4家辅业集团公司和5家发电集团公司。其中，两家电网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4家辅业集团公司是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5家发电集团公司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三〉改革总体评价
关于量刑情节的法律适用问题
——兼析两起受贿案件
李　隽

　　编者按：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作者结合对两起受贿案例的量刑分析，较深入地探讨了量刑情节的法律适用问题。在编稿时，作者行文的文体与文风给编者留下较深印象：一是案例的运用与理论探讨的结合；二是文字简洁、言之有物而不空洞。希望广大作者，特别是我们众多的学者法官，不拘一格，多赐稿件。
　　
　　我国《刑法》第16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由此可见，量刑情节在量刑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它是在法定刑范围内决定宣告刑的根据。我国刑法除极少数采取规定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外，对绝大多数犯罪是采取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对具体犯罪应处的法定刑都规定了可供选择的几个刑种和量刑幅度，并且只有根据具体案件的量刑情节，才能最终决定具体犯罪人的宣告刑。其次，量刑情节是变更法定刑的依据。一般而言，法定刑一经确定，便对法官具有不容变更的制约性。但是为了使量刑能兼顾到具体案件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立法者在确定一般情况的法定刑时，总不可避免地要规定一些可以超越法定刑量刑的特殊因素。这些特殊因素，就是例外的量刑情节。如我国《刑法》第62条的规定就是该种情况的反映。量刑情节的这种变更法定刑的功能包括加重功能、减轻功能和免刑功能。第三，量刑情节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正确合理地评析量刑情节、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可以克服法律规范的保守性、僵硬性和模糊性等一系列弱点，使法律充满生机与活力，从而不致于因应付社会变化的需要束手无策而削弱法律的权威。同时，把握好对量刑情节的认定，可以避免法官以合乎需要为遁词，任意裁量、无法司法，损毁法制统一，避免误陷法律虚无主义的深渊。
　　正是基于量刑情节与量刑适当与否关系之密切，笔者拙以作文以促进对量刑情节理论研究的深入，并以此希望促进司法实践对量刑情节的良好运用。
一、量刑情节的法律界定
　　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尚未在理论上对“量刑情节”的概念达成统一的认识。笔者列举其中一二，供大家评析。
　　观点一认为，量刑情节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与犯罪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危险性程度，并进而决定处刑从宽从严或免除刑罚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1
　　观点二认为，量刑情节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量刑时，据以决定处刑轻重或免除处罚的各种情况。2
　　观点三认为，量刑情节是指存在于犯罪全过程，决定对犯罪人是否处刑或处刑轻重，所依据的罪前、罪中和罪后的一系列情况和环节。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即量刑情节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与犯罪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序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序，并进而决定是否适用刑罚的处罚宽严或免除处罚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其功能是在定罪的前提下，并在相应法定刑的范围内或基础上，决定从宽从严处罚或免除处罚，其内容除犯罪事实外，还包括罪前表现及罪后态度。
二、量刑情节作用的具体表现
　　厦门市鼓浪屿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了两起受贿案件：案件一之被告人吴某两次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案件二之被告人黄某先后14次收受贿赂，数额高达14万元，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两案同为受贿案件，判决结果截然不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量刑情节。
　　同一性质的犯罪，由于犯罪情节不同，其社会危害程度也不一样，因而处刑也有轻有重。刑法分则条文之所以规定一定的量刑幅度，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因此在法院确定犯罪性质时，也就确定了一定的量刑幅度，但是在这个幅度内如何裁量具体的刑罚，应当具体分析每一个案件和每一个犯罪人的特点，全面分析犯罪的情节。通常，量刑只能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量刑须与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及犯罪者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人身危险性只能作为行刑个别化的依据去考虑，即定罪量刑只能依据现行的犯罪行为和法律规定，刑罚的性质必须与犯罪的性质和轻重相适应。在上述两起受贿案中，两被告人均有自首、退赃(部分退赃)情节，且案件二被告人还有立功表现。正是基于有了如上之量刑情节，两被告人的量刑刑期均属从轻处罚范畴。由于犯罪情况极为复杂，立法者不可能对各种犯罪情况都规定相对应的确定法定刑，但又不能把量刑完全由法官自由决定。因此规定了量刑情节，这样，既使刑罚确定适应复杂的犯罪情况，又使量刑有章可循，不超出法律范围，避免刑之擅断。上述两案中判决结果的迥然，也正是罪刑相适应的体现。刑罚应与犯罪相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若刑事立法上对每一种具体犯罪情况规定相对应的确定刑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这样，引入量刑情节就成为必然。由于量刑情节是对反映社会危害性或人身危险性的各种情况的抽象概括，这就使法官能对每一种犯罪依其不同的量刑情节科以相应的刑罚，使罪刑均衡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到充分贯彻，使刑罚既不失公正性，又具有预防犯罪之功利性。上述两案，若无量刑情节的差异，法官则可凭感觉或好恶对同类罪科处同样的刑罚，那么就容易显失公平。
　　量刑情节是随犯罪人实施行为而客观产生的，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存在于案件之中。它既包括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情节，如犯罪手段的残暴与否，犯罪后果的轻重等，同时也包括那些无形的存在于犯罪人主观方面的情节，如犯罪动机、目的和犯罪后的态度等。这些主观方面的情节虽然无形，但是仍然客观存在，可以通过对案件的考察、分析来认识或评价。如案件二中，被告人黄某先后14次收受贿赂，次数之多，数额之巨，可见其主观之贪婪。其行为不仅是一种财产犯罪，同时也是一种渎职犯罪。被告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比普通群众知法、懂法，他不仅没有起到表率作用，相反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犯罪活动，理应让他受到比普通刑事罪犯更加严厉的否定评价。因此，法官裁判时采用的是“可以从轻”而非“可以减轻”量刑原则。
　　刑法分则对受贿罪在数额方面作了不同的起刑规定。受贿罪的数额既是区别罪与非罪的量化标准，也是处罚轻重的量化标准。数额的大小，是衡量受贿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主要标志，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又是适用刑罚的基础，故数额就成为选择适用处刑制度的依据，从而使形形色色的受贿行为可以在法定刑的档次中“对号入座”。但是数额却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依据，因为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除了体现在一定量的犯罪数额之上外，犯罪的原因、手段、后果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社会危害程度。因此在处理受贿案件时，忽视犯罪数额以外的情节是不对的。正是因为如此，案件二被告人的最终量刑才得以从宽处罚。因此我们说，正是由于量刑情节的客观存在和对之运用的需要和规定，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之相对确定条件下能够贯彻，避免了其趋于僵化而无法实现或因“相对性”过大而失去“法定”本意。
三、量刑情节的运用误区分析
　　在上述案例二中，因被告人黄某具有自首、部分退赃情节，同时又有立功表现，因此律师提出将数个从轻情节变为一个减轻情节的辩护意见，请求法庭予以考虑减轻处罚，甚至再低一档处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该建议没有客观地分析量刑情节的作用，有将情节作用绝对化之嫌，不利于合理准确地量刑。几个从轻处罚的情节合并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具有变更法定刑的功能。我国刑法对大多数犯罪，都规定了几个量刑幅度和档次，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轻或一般，再加上具有一些从轻处罚情节，法官在考虑刑罚轻重时完全有理由将这种情况置于刑罚较轻的幅度或档次中，用不着通过先考虑较重的刑罚，然后再依据几个从轻情节去减轻行为人的刑罚以达到罪刑相适应。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存在两个以上的从轻情节时，应当增大从轻的分量。案中黄某受贿14万元，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依司法实践，若不考虑量刑情节，仅以数额论，黄某的刑期幅度应为12—14年有期徒刑)，正是基于黄某数个从轻情节，法官予以了最大限度的从轻，以底线10年有期徒刑起判。
　　另外，律师提出的降一格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建议，笔者亦认为不妥。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减轻幅度是否有限制。虽然理论上看法不一，但是笔者认为，一个减轻处罚情节只能减轻一格，不能无限制地减轻。因为减轻处罚是相对于加重处罚而言的。依有关立法解释，加重处罚不能无限制加重，而是限于在法定最高刑以上加一格判处。对于减轻处罚幅度的限制应参照加重处罚的限制，从理论上进行反向推论。因此，减轻处罚不能无限制地减轻。同时适用减轻情节时只能逐一地递减，而不能呈跳跃式地减轻。该案中法官的判决与律师的建议有着巨大的分歧，这不仅是对量刑情节理解不同的结果，也是对量刑情节运用不同的结果。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在量刑时恰如其分地把握好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并非易事，这主要是由量刑情节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的。量刑情节的适用不可能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而要根据具体法律规定和各种情节进行把握。在具体裁量过程中，我们应该：一、要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反社会性的大小为标准决定刑罚的轻重，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个情节因素而夸大量刑情节的作用，使其成为量刑的决定因素；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量刑情节对量刑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将量刑情节统一于量刑的根据之中统一考虑；三、全面考虑量刑情节的原则。通常案中量刑的情节种类繁多，其中既有有利于犯罪人的情节，也有不利于犯罪人的情节；既有法定量刑情节，又有酌定量刑情节；既有应当情节，又有可以情节；既有罪前情节，又有罪中、罪后情节。当然这种把握也并非意味着否认种种量刑情节对量刑轻重的影响有大小之分和轻重之别，把种种量刑情节完全均等地看等，相反，而是要求法官对量刑情节进行全面考虑，防止片面性。
四、“能人”犯罪的法律思考
　　案件一中，被告人吴某系某医院副院长、外科主任、省级专家，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因此量刑时，合议庭成员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吴某曾经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虽然走上犯罪道路，但可以将功折罪，对其所犯罪行可不予追究或从宽处罚。并且《医师法》即将颁布，受到刑事处罚的人不能取得医师资格，若吴某被取消医师资格，对社会、对患者、对其自身都是一个大损失，因此建议法庭考虑以上量刑情节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犯罪的能人决不能网开一面，更不能法外施恩。吴某虽然具有“能人”的身份，但是决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该特殊的公民。若对吴某不予追究或罚不当罪，就会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遭到破坏。对他纵容，就意味着公开承认犯罪人身份的差别和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因此对被告人吴某必须依法处惩，处以实刑，以威慑和教育其他不稳定分子。
　　第三种观点认为要综合地分析案中吴某的有关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在从宽处理的同时又要从严把握。因为从法制原则看，必对他依法查处，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从经济原则看，他是具有一定专长且社会需要的医疗骨干人员，对其科以刑罚，对社会也是一种损失。因此综合案件处理的法律后果和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认为对被告处以缓刑为妥。
　　笔者认为，要科学地看待象吴某一样的“罪人兼能人”身上所出现的社会危害性和潜在的社会有益性。综合全面地评析案件中的各种量刑情节，在查清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的一贯表现、犯罪原因、犯罪动机、认罪态度、经济情节，切实掌握犯罪的来龙去脉，根据不同情况慎重地区别对待，防止仅仅按照数额框框一刀切的简单处理。要采取特殊处理方法，采用不同于处理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方法，在贯彻法制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兼顾经济原则，充分发挥缓刑、管制和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作用。观点一将社会舆论和形势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欠妥。这些因素虽然对量刑可能会产生某种影响，但它们与犯罪人自身或犯罪行为无关，因而只能成为影响量刑的外在因素，而不是量刑情节。法院结合被告人自首、退赃以及被动受贿等情节，综合考虑了被告人在医疗技术方面的专长等外在因素，作出对被告人吴某处以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的判决，笔者认为是适当的。
五、量刑情节的立法化刍议
　　笔者认为《刑法》第61条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外，就是没有将量刑标准具体化和没有按照情节轻重将刑罚等级化。量刑的根据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反社会性的统一，这只是审判人员量刑的一个总的标准，仅凭这一个总标准量刑是不够的，它缺乏具体的指标或载体去体现。量刑的内容通常包括四个方面：1?决定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2?决定对犯罪人判处怎样的刑罚；3?决定对犯罪人所处的刑罚是立即执行还是缓刑；4?量刑须依据法律的规定。由于量刑关系到司法的威严，也关系到对当事人的生杀予夺，所以法律采取了两条措施尽量保证量刑的公正合理，以避免量刑上的不均衡。一是通过上诉或抗诉从刑事诉讼程序上保证尽量减少和改正量刑的误差；二是在刑法中规定量刑的原则和标准，从实体法上防止量刑畸轻畸重现象的出现。
　　德国刑法明文规定了量刑原则并由此定出了量刑标准。该法第46条第2款规定：“法院于量刑时应权衡一切对犯罪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况，尤应注意下列各事项：犯罪人之动机和目的；由行为所表露之心情及行为时所具意念；违反义务之程度；实行之种类及犯罪之可归责的结果；犯罪人之生活经历，其人身的及经济的关系，以及其犯罪后的态度，尤其补偿损害之努力。”代表当今西方国家刑法最新发展潮流的法兰西1986年刑法典修正案，对量刑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规定。该法第132条规定：“在法律以及命令的规定的限度内，法院必须考虑犯罪的各种情节、被告人的人格、其精神状态或神精性的精神状态，其收入和负债、其动机以及犯罪后的行动，特别是对被害人的行动，根据这些来宣告刑罚，决定刑罚制度。”
　　日本1974年修正刑法草案关于刑罚适度的一般准则之第2项规定：“适用刑罚时，必须考虑到罪犯的年龄、性格、经历和环境、犯罪的动机、方法、后果和社会影响，罪犯在犯罪后的态度和其他情节，应该达到有利于遏制犯罪和使罪犯改过自新的目的。”美国则是由隶属于美国国会的量刑委员会制定了《美国量刑指南》，详细规定了一个包括43个等级的量刑等级表，以解决技术上和实际上的问题，作出判决的法院必须在指定规定的幅度内进行裁判。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借鉴国外的做法，笔者建议刑法条文中增补具体的量刑标准，同时将一部分酌定情节法定化，使其上升为法定情节。因为一个有效的、合理的量刑制度可以提高刑事司法制度同犯罪作斗争的能力；并且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对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因为不明确的刑法不仅有使无辜者身隐囹圄的危险，而且由于它根据特别的主观的基础，伴随着司法上任意的差别对待和应用法令或含混的基本政策的危险3。具体的量刑标准便于法官权衡一切对犯罪人有利或不利的情况，并注意各种对量刑轻重产生影响的事项：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时所受的刺激，犯人的年龄、性格、经历以及环境，犯罪的手段、结果以及社会影响，犯罪后的悔悟态度特别是为补偿损失而作的努力以及其他情况；在科处财产刑时还应考虑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明确具体的量刑标准，可以告诉法官应考虑哪些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情节因素。原则是粗线条的，标准的线条则比较细，合起来便使法官的行为有所遵循。当然，立法明确性并不反对法定刑应当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留有余地乃是明智之举。新刑法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之处，如将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按照犯罪数额和情节，规定了5个量刑档次，克服了1979年刑法法定刑跨度过大的弊端。
　　有观点认为不宜将量刑情节细化(下转第34页)(上接第6页)规定于刑法典上，应在司法解释中予以说明。笔者认为不妥。首先，过多的刑事司法解释会导致法官个人能动性受限制。司法解释与法官合理适度的自由裁量权不能划等号。法官仅依赖司法解释，不考察每个案件的具体情节，仍然会发生定罪不准量刑不当的问题。其次，司法解释的形成有法官造法之嫌，其制作程度颇有争议。因此依笔者之见，在刑法中将量刑情节的具体标准明文规定下来后，就不宜有过多的司法解释，而应当提高法官的个人素质，允许法官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准确公正处理每个案件。
　　另外，在量刑情节详实和完备的基础上，立法上还应将某些罪的量刑情节依其轻重顺序加以排列，并列出与之相对应的刑罚等级和档次，这样便于法官在量刑时能根据犯罪人的情节轻重选择相适应的刑罚。美国刑法根据情节将罪分为四个等级，每一等级又分为若干个级，然后再规定与之相对应的刑罚、罪刑等级制便于法官掌握，消除了罪与刑之间可能出现的悬殊不当，使“罪刑相适应”原则进一步法律化和制度化。
　　结合我国刑法，由于不少条文将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三种功能都集中于一个情节，无形中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建议在法律条文上将情节内容具体划分为三个等级，与从轻、减轻和免除刑罚三个档次相对应，或是减少一个情节的多个功能与档次。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刑法条文的可操作性，这也是减少量刑失衡的重要手段。
六、结束语
　　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性，决定了每个案件的事实都是独特的、纷繁复杂的，因此，对量刑情节的评判便应这些独特的个案事实的公正合理的需要而生。对量刑情节的分析评判过程就是把抽象的法律规范运用于单个具体的案件事实以实现个别公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必须对照法律条文详细考察这些独特的情节并考虑社会需要，以便作出最合乎法律及情理的、公正的判决；在这个过程中，个案独特的情节是法官评判权运作的起因又是其运作的归宿，即法官之自由裁量权因个案情节而产生并以公正合理解决个案事实情节为其根本目的。因此，对量刑情节的评判是一个理性的、辩证的思维推理过程，从容驾驭这个过程，也是对一个高素质法官的基本要求。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区人民法院)
　　
　　
　　
　　注释：
　　1参见喻伟著《刑法学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2参见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3参见卡尔威因(美)《美国宪法释义》，徐卫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